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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解金融危机的“瑞典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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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1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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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处于房地产泡沫危机破灭后的金融系统；一个正在大量流失就业机会的经济体；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并正在奋力阻遏市场恐慌的政府……这一切听起来很熟悉吧？
对瑞典来说的确如此。1992年的瑞典陷入经济困难——数年来不谨慎的管制、短视的经济政策终于使这个国家走到了资产繁荣的终点——它的整个银行系统实际上已经崩溃。
但是当时瑞典选择的解决之道，和如今美国财政部的提议完全不同。而且瑞典官员认为，华盛顿可能漏掉了本可以从他们的往日噩梦中吸取教训的机会。
上世纪瑞典经济危机发生后，瑞典政府不单单是接管了不良债务，来帮助金融机构摆脱困境。在开出支票前，政府还从银行股东那里抽取了“数磅的血肉”。此外，这些银行必须在帐面上减计损失额，并向政府发行认股权证。
这种策略使银行负担了相应的责任并把政府变成所有者。不良资产被出售时，利润得以流向纳税人，政府也可以在日后通过出售公司股份而得到补偿。
“如果我接管一家银行”，彼时的瑞典财政部长布·隆德格林说，“我更倾向于获得股权，这会给纳税人带来潜在的上升空间。”
瑞典花费了GDP的4%，即650亿克朗，相当于当时的117亿美元或现今的183亿美元，来援救那些境况不佳的银行。这个比例略小于布什政府预计投入的7000亿美元，约占其GDP的5%。
但是瑞典最终的投入不到GDP的2%。一些官员认为实际上接近于0，这取决于如何计算回报率。
之前数周的混乱和喧嚣使斯德哥尔摩保持了谨慎和缄默。隆德格林财长甚至在9月初造访纽约，解释他们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做法。
少数美国评论家提议美国政府从银行获取股权作为救援的代价。但是迄今为止，该建议似乎未被布什政府或国会认真考虑。
其中原因尚不明朗。但针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住房抵押贷款机构，以及全球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美国政府已经动用了主权担保。
没有任何回报地将纳税人置于泥潭中，很可能是错误的，当时瑞典财政部的一个高级官员Urban Backstrom说。“如果不为原来的股东留下些什么，计划就不会得到公众的支持。”
瑞典金融危机的起源，同美国，以及它的邻国挪威和芬兰的情况惊人地相似，且都是一直蹒跚地走到需要政府救援才能摆脱困境的地步。
上世纪80年代，金融管制的放松导致了瑞典银行对不动产放贷的狂热，至于那些抵押品会不会在经济不景气时价值缩水，则未被予以足够的关注。
资产价格暴跌，泡沫在1991和1992年间迅速破灭。捍卫瑞典货币克朗的努力是徒劳的，一夜之间利率就从5%猛增到500%。瑞典经济在经历了长期扩张后连续两年紧缩，失业率则在三年间在1990年3%的基础上增加了4倍。
在一连串的银行倒闭和特别解决方案之后，关键时刻终于在1992年2月到来：前首相卡尔·比尔特政府决定，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
与中左派在野党并肩站在一起，比尔特的保守党政府宣布，国家将为所有的银行存款和全国114家银行的债权人提供担保。瑞典还组建了两个新的机构，一个负责监管需要资产重组的机构，另一个负责出售作为银行抵押的资产，主要是不动产。
瑞典要求这些银行在接受国家的资产重组前，及时在其帐面上减计损失额。日本也在同时期遭遇了问题，却因延误了这个程序，以至于解决方案数年间都迟迟未出。
瑞典政府接下来做的就是让股东出血。隆德格林与当时瑞典最大银行瑞典北欧斯安银行主席、全国最有名望家族的后裔、也是经济体大头的守护人皮特·沃伦伯格进行了对话。沃伦伯格从中得到的信息是：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触碰的。
沃伦伯格家族回身着手安排其自身的重组，避免了对国家紧急救援的需要。瑞典北欧斯安银行在次年，即1993年就扭亏为盈。
“我们注入银行的每一克朗，都希望能收到同样的效果。”隆德格林说。“这就确定了有些银行我们不需要进入。”
至危机结束时，瑞典政府已经控制了银行部门相当大的部分，而救援机构也实现了那个实际的、也是精明的要求，即在注资前获得股权资本。当市场稳定下来后，国家得以通过银行重新上市而获益。
越来越多的钱仍然在流入官方保险箱，政府至今还持有瑞典北欧联合银行19.9%的股份。而曾经完全国有化的斯德哥尔摩银行，如今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地海地区都备受关注的巨头。
瑞典的危机管理在政治方面同样棘手，当然相比之下要平静得多。
危机处理计划宣布不久，瑞典政府就发现，国际信心的恢复比预计的快很多，这就减轻了对其通货的压力，并带来了资金回流。中左派的在野党，尽管对于政府让银行摆脱困境持谨慎态度，私下却提出要惩罚股东。
“唯一阻止能‘雪崩’的，就是对于系统能够维持下去的希望”，彼时的在野党高级成员Leif Pagrotzky说，“在公众面前，我们要百分之百地团结一致、相互支持，但是在幕后我们仍然有分歧。”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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