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民国金融旧刊之“四大花旦” |
|
| 韦泱 2009年02月13日 |
|
独家主办《中行月刊》
知晓《中行月刊》是由中国银行独家主办的金融刊物，就觉得不一般。于是，笔者就留意着这一刊物。亦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你想得到的旧刊，偏偏就让你撞见。心想事成，亦是淘书诸多定律之一。一天，在福州路旧书市场“悠然阁”旧书店，闲翻一叠旧杂志，倏然见到唯一的一册《中行月刊》。虽索价不菲，思之再三，毅然掷下银子，携刊走人。以往教训多多，常因一时踌躇，与心爱之物失之交臂，遂终成遗憾。
《中行月刊》创刊于民国十九年，由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主编。其时中国银行已进行改组，成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总管理处亦由京迁沪。中行各项业务迅速拓展，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很想办一份中行自己的刊物。当时，上海金融系统已有两份全国性的专业刊物，并获得相当影响，即银行界的《银行周报》与钱庄业的《钱业月报》。《中行月刊》就是除此之外第一份由一家银行编辑出版的全国性金融刊物。它让读者体悟到：“看《中行月刊》，可以明瞭国内外经济状况，可以探索国内外经济问题，可以得到国内外经济资料。”在长达八年的办刊历史中，《中行月刊》发表了不少具有学术水准的论文和调研报告，如“中国经济病态的诊断”、“二十四年上海金融市场的演变”等。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该刊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停刊。
老牌杂志《银行周报》
几年前，曾在旧书店上偶然淘得三册《银行周报》，十六开本，刊名四字以隶书题写，套红印刷，十分醒目。均为民国三十八年出刊，第一五八四、一五八五为合刊，是“票据抵用问题专号”。
《银行周报》系我国创刊最早，历史最为悠久，出版期数最多的一份金融杂志。它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创办于上海。此时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上海安营扎寨，本埠的钱庄业兴旺发达，新兴民族金融机构得到迅速发展，由民国初年的十五家，增加至六十五家。这从组织机构上为二三十年代中国金融业的空前繁荣打实了基础。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亟需理论与信息方面的支撑。此时刊行的《银行周报》，可谓应运而生、正逢其时。它一面世，便成为银行界一份颇受欢迎的专业刊物。此刊隶属上海银行公会，由银行学会负责编印。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张嘉璈主持刊务，因此刊址设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内。此刊设有社论、调查、论著、译述、报告、统计、法令、银行实务、职工园地、讲座、通讯等十多个栏目。主要刊载上海及各地工商与财政金融消息，国内外银行调查，以及银行、钱庄和市况统计资料等。还就当时金融发展形势进行理论探讨，提出建议或加以批评。
《银行周报》一共出版三十四卷一六三五期，至一九五零年三月停刊。笔者手头还有一册日期为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三日，离此刊“寿终正寝”亦为时不远了。以后笔者再也未能在旧书店见到此刊。想想也是，出版时期及印数可观的《银行周报》，随着时光漫过半个多世纪，亦显珍贵而难以一见，更不用说一些名气不大的小刊物了。《银行周报》以其消息权威、内容丰富、数据详尽，在金融界及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已成为今日研究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与经济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极具权威的《中央银行月报》
在斋藏民国版金融旧籍及旧报刊中，我最不喜欢翻阅的，便是这册《中央银行月报》，总觉得它高高在上，严肃得很。然而，它却是由中央银行主办，国内最具权威性的银行刊物。在民国年间银行旧刊“四大花旦”中，虽它创刊最晚，但因其权威性，可稳坐第一把交椅。
中央银行是旧中国第一大银行，号称“央行”。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时总行设在上海。抗日战争时期短期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搬回上海。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前后二十年又六个月。《中央银行月刊》于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创刊，由该行经济研究处编发。此时中央银行已成立了四个年头，在成立之初的四年中，其业务发展并不理想，甚至社会影响亦逊色于中国银行。到一九三二年才显起色，业务逐渐好转。此时，《中央银行月报》应运而生，为业务发展大造声势。
《中央银行月报》的重头戏，就是它的论文质量之高。如《中国之银行业》《金融建设与商业承兑汇票》《管理币制本位定价之商榷》等。因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央银行月报》在出至十卷一百多期后，不得不暂停出刊。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央银行月报》复刊。我在冷摊淘得的，正是复刊后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刊号至第六期，为厚厚一大册合订本，价百元大钞一张，现在看来甚为值得。时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该刊题写新的刊头，一手行楷写得棱角分明，清癯有力。
在《中央银行月报》复刊号上，俞鸿钧亲自撰写“复刊词”，指出刊物颇为社会所重视。它具有三大任务，即一是研讨当前经济问题，以供政府施政参考；二是广为绍介各国经济金融政策与有效方案，以促进国际合作，对内达成繁荣目的；三是收集发表国内外各种经济金融资料、统计数据供各界参考。复刊后每月经济述评从未间断，全国性银行业务统计资料尤具权威性，它还有四个较为固定的栏目，即“论著”，以刊登论文为主，还有“国内外经济动态”、“经济资料”、“国内及国际经济统计”。复刊后的《中央银行月报》期数亦重新编列，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共出至四卷第五期而寿终正寝。
钱庄与《钱业月报》
民国年间金融旧刊“四大花旦”，已先后觅得三种，唯有《钱业月报》如闺房佳丽，迟迟不见。这便成了笔者的一桩心病。酷暑中的一天，去新开张的云洲古玩市场闲逛，在一店面玻璃柜内，一册《钱业月报》赫然入目，令笔者欣喜不已。然店门“铁将军把关”，按门上的手机号，遂联系上店主，其要价甚昂，笔者提出以土纸本民国金融旧籍，加一册《银行周报》换之，对方应允，始得成交。
此《钱业月报》，初观封面，便觉得派头十足，不可小觑。刊名套红，字体遒劲硕大，夺人眼球。此书法有欧体风格，楷中带行，稳健、灵动而有力度。题签者是被誉为“钱业巨擘”的秦润卿。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外资银行大举进入中国，本土银行亦呈崛起之势。这给众多历史悠久的钱庄，带来了新的生存危机，在此情形下，秦润卿立足自身改革、开拓新业务，又倡议创办一份钱庄业自己的刊物，并在发刊词中明确办刊宗旨：“以联络同业之感情，维护公共之利益，促进其业务上之发达，矫正其习惯上之弊端”。并要求《钱业月报》向同仁灌输新知识、新观念，使它成为钱庄业同仁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
作为钱庄业喉舌的《钱业月报》，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创刊，每年十二期为一卷。抗战开始时，《钱业月报》号召“救济难民与全面抗战”、“集中力量呈献国家”等，建议政府决定应对战争的财政方针，详细分析日本侵略者的财政力量和经济状况，指出日本的经济破绽，以及我们取胜的因素，鼓舞民众志气，树立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在大多数刊物已停刊，《钱业月报》克服困难，在连续出了六期“特刊”后才无奈停刊，特刊中还选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照片，寄希望于八路军，这在当时是极难能可贵的。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由于钱庄业私营性质，其力量已日益薄弱，经营前途渺茫。此时的《钱业月报》亦完成了历史使命，出至二十卷第四期终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