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本轮危机退潮的速度和全球经济复苏的力度都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这其中，全球化形成的休戚与共的时代背景、主要经济体和衷共济的国际协作、各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的技巧与艺术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轮危机对两类国家的打击尤其沉重，一类是房地产泡沫严重的国家，如美国、英国、西班牙，另一类是过于依赖出口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东亚诸经济体。随着房地产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好转，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均表现出强劲态势，其中中国的经济表现应该说更为出色，这从上周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月份和第三季度的主要经济数据就能看出。
　　经初步测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17817亿元，同比增长了7.7%，比上半年加快0.6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三季度增长8.9%。
　　从核算指标来看，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6.5个百分点。从动力指标来看，首先，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057亿元，同比增长33.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6.4个百分点。其次，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676亿元，同比增长1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7.0%，比去年同期加快了2.8个百分点。
　　从价格方面看，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八大类商品三涨五落。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8%，环比上涨0.4%，连续两个月环比上涨。前三季度，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6.5%。9月份同比下降1.5%，环比上涨0.6%，连续六个月环比上涨。
　　展望第四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将会下发2075亿元，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在加快，投资的支持力度不会下降；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净出口虽然还会是负拉动（因为去年第四季度贸易顺差比较大），但由于国际贸易环境正在好转，四季度会出现圣诞、元旦的订单行情，从广交会情况看，近期出口已经出现明显的回暖（15-19号的秋交会一期出口成交量比春交会增长了19.9%），预计出口的负拉动效应会有所收窄。总之，去年第四季度基数较低，加上经济增长的惯性，今年第四季度GDP单季增速有可能达到10%，全年保八基本上没有问题。
　　在“保八”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保八之后怎么办？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应该进入决策层的视野。
　　通胀问题。上周三国务院的常务会议已经表示，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已经得到巩固，目前将把控制通货膨胀风险纳入决策时的考虑因素。这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务院首次做出这种表述。
　　由于受以下因素影响，目前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正在形成：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目前油价已经突破了80美元/桶，金价达1060美元以上，可能会导致输入型通胀；第二，人民币升值预期又起，热钱开始流入。9月份的外汇占款单月增加额已经达到2008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点，加之今年以来货币信贷的超常增长，可能会导致流动性的再度泛滥。第三，食品价格近两个月已经出现了同比与环比的连续上升，预示着CPI已经出现拐点，CPI在四季度的“转正”可能会强化通胀预期。当然，总体来看，由于目前生产仍然过剩，社会产品供过于求，预计明年有可能出现温和通胀，加息的可能性不会太大。货币政策需要继续“动态微调”，通过货币市场操作和发行央行票据的方式来回收流动性，避免贸然加息强化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和热钱的进一步流入。
　　结构调整问题。危机之前，国内的结构调整已经展开，但是由于危机的冲击过快过猛，政府被迫中止了这一进程，将“保增长”作为政策最重要的选择。随着危机救治告一段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再度提上日程。
　　国内的结构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目前包括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在内的六大行业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需要调控和引导；第二，区域结构，应通过采取具体措施，防止区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第三，“国进民退”问题，今年这一趋向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只有使民间资本的利益得到保障，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才能激发他们的活力；第四，过于依赖房地产业，房地产业在金融危机中因祸得福，成为唯一没有受到冲击的行业，但对于这一产业的过度依赖可能会伤害到整个宏观经济的结构和前景，必须在适当时候重新对其进行调控。
　　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投资是今年能够“保八”最重要的保证。从前三季度情况来看，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1.9%，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为94.8%，净出口为负46.7%。而上半年三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3.4%、87.6%和负41%，一季度三者的贡献率分别为70%、33%和负3%。由此可以看出，消费和净出口的贡献率依旧在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几乎主导了全部的经济增长。投资最后形成的产能，要么通过出口转移到国外，要么通过消费来内部消化。出口快速增长的好年景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似乎很难指望，扩大居民消费几乎成为唯一的选项。
　　因此，一方面，这需要增加居民收入，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医疗卫生、养老等体制方面的改革，消除其后顾之忧。居民消费的稳健增长，将会使GDP增长的稳定与可持续成为可能。
　　对商业银行来说，在经济工作的重心由“保增长”向“调结构”转移之后，应该相应地调整工作重点，比如及时调整信贷结构，开发新的客户；加大资产拨备，增强抗风险能力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后危机阶段占领先机，在竞争中处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