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那场大规模的中日战争，是两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全面较量。为了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对中国抗战经济的破坏，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假钞为重要手段的货币战，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和抗战造成很大的危害。中国方面也被迫进行了反击。

　　日伪疯狂造假

　　1938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所限，停止了对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了取得在占领区金融上的垄断权，日本特务机构受命伪造法币的行动便秘密实施了。日本方面想借此打击法币信誉，扰乱中国金融。
　　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山本宪藏具体负责伪造法币的行动。他出面网罗造币专家、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社长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社长井上源之承等人，研究伪造中国法币。这一行动得到了当时日本陆军次长东条英机的支持，他指示山本、井上源从速策划，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力协助这一绝密计划的完成。制伪小组选中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试验对象，紧锣密鼓，制版印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匆匆印制出几十万元成品，火速运往中国，以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一部分作套购中国物资之用，一部分补特务机关经费之不足。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之时，却从中国传来了令他们震惊的消息。由于他们的粗心，精心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此时已退出中国流通领域，成了废币。
　　由于英美等国的支持，战时中国法币仍可以在上海租界及香港等地中外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日本又需要大量外汇到国际市场购买军用物资，因此对伪造法币格外倾心。1940年4月，他们成批伪造了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券共500多万元。为不易被识破，这些假币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使其在外观上成为成色不新的旧币。这些运抵中国的假币，自然不便于在伪政权银行公开抛出，于是，他们便交付日本在华的特务机关或沦陷区的“商社”机构，真假币混合，鱼目混珠，打入中国金融流通领域。假钞的流行，是对中国的无耻掠夺，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套取真法币及谋取侵华军费的重要手段。在日本的支持下，1940年汪伪上台后，成立伪中央银行，发行新“法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攻占香港。日军特务机构查获了中国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强掠造币机器及相关材料。在九龙中华书局内存放的新近印刷、由农民银行发行的10元券法币及一批印钞机也落入敌手。商务印书馆秘存的一批将由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5元券半成品及印钞机等也装入日本口袋。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人研究从香港掠来的法币半成品及编码、暗账废册，改进伪造技术。
　　1942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20亿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不久，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一艘美国商船中查缴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缺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亿余元。日本又从盟友德国手中购进这批半成品，加工后，源源运入中国。
　　据估计，战时在日本国内制造、加工而输往中国的假法币就达30亿之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了外国在上海的租界，并利用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四大银行钞票票版与印刷公司大量制造假法币。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初流通国民政府的法币、中共的抗币、汪伪政府的伪币。根据地巩固后，抗日民主政权便严禁伪币，限用法币，确立抗币的本位币地位。
　　为了掠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资，破坏人民群众对抗币的信任，日伪便大批制造假抗币和假法币，涌向抗日根据地。1940年在晋冀鲁豫的冀南分区，出现了大量的5元冀南币的假票。1941年6月，日伪印制大批假冀钞，面额有5角、1元、5元、10元4种，由汉奸或奸商携入根据地内，以一百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兑抗币，内邱地区一日破获此类案件数起。
　　伪造抗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境内来大量印发。晋冀鲁豫边区发现的假冀钞达二三十种之多，破获印刷机关10余处。1943年春天，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又印制了6000万假冀钞向晋冀鲁豫边区大量倾销。在冀南大名以南地区，一段时期70%以上流通的是假冀钞。1943年，日军又在山东大量伪造和抛售假北海银行券。这些假抗币，或用来骗兑真抗币，或用来高价抢购粮食和其他物资。山西日伪军就用假抗币收购了大量的小麦。

　　中国针锋相对

　　日伪的“伪钞战”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引起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对假法币，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对策，通令严禁假币的流通，凡贩卖牟利者严行究办，举报者有奖；并对大案要案及时曝光，警示世人。1943年广西桂林、全州等地贩卖中行百元券、浙皖等地1940年中华版假钞案，江西吉安、泰和等地中行、交行50元券假钞案的破获，都及时予以报道。1943年10月，在广西敬德县参议会秘书周某住所，捕获推销假钞贩子胡持中等3人，当场从他们身上搜出伪造交通银行50元券共15000元。1943年、1944年，又追踪报道在香港被敌缴获并加工后流入内地的1940年中华版券的动向，提醒百姓加以识别，帮助中央银行“查缉和吸收”。
　　在反假钞的斗争中，国民政府还采用“以假对假”的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资料表明，为扰乱日伪统治区的财政金融秩序，蒋介石曾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秘密筹建一所伪造日伪钞票的造币厂。为这一计划的顺利实现，国民政府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先进的印钞设备，又从原中国银行造币厂中挑选精干的技术人员，潜心研制。戴笠通过周佛海，获取日伪银行的最新钞票版样，送往重庆炮制，其成品总数超过15000箱。这些伪造的货币被悄悄运抵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上饶，从这里偷运到日伪控制的地区。这些真假难辨的假币，令敌伪伤透脑筋，这既破坏了日伪货币的信用，又使国民政府套购到大量的紧俏物资。
　　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也开展了持久的反假币斗争。在敌后艰难的环境中，各根据地欲以精良的技术来防止抗币被假冒，是很难做到的。富有智慧的敌后抗日军民便发明了“用落后的办法防止假冒”的办法。1942年2月，华中抗日根据地总结并推广了以下经验:用自造的土纸印钞票，尽可能在自造土纸中加些小玩意儿(加点颜色的纤维或土水印)，敌伪要假冒，必须先花长时间仿造土纸不可;在印好的钞票上手工加盖印码，使敌仿造非常麻烦，土纸不能长期使用，一般为期只有半年，因破旧，老百姓会自动要求兑换新票，旧票很快回流。这时只要将旧票版颜色变换一下，新上市的抗币就变成另一种了。敌伪伪造纸币上市起码费时半年，却不知半年后新票的颜色。因新票颜色已变换，旧票已退出流通，这样，敌伪伪造的抗币一进入根据地内，就会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