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习文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于8月1日将美国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AAA下调至AA+。惠誉指出，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美国未偿还的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以下简称美国政府债务）居高不下且仍在不断增长；二是预计未来3年美国的财政状况将持续恶化；三是美国政府在财政和债务上的治理能力下降，表现为债务上限问题屡现。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是从8月初以来的市场反应看，全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商品市场集体走弱，这表明惠誉对美国信用评级的下调基本得到了风险资产投资者的认可。

目前，美国政府的债务压力确实较大。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债务大幅增加，由疫情前（截至2019年末）的23.2万亿美元增加至目前（截至2023年8月18日）的32.7万亿美元，在3年多的时间内增加了9.5万亿美元，增幅约41%。而上一次美国政府债务增长40%大约用了7年时间。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则由疫情前的108.4%上升至目前的128.7%。这与惠誉所称的美国政府债务负担重且仍在增加相符。

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未来财政收支压力仍大。美国联邦政府2023财年前10个月（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财政支出已达到53021亿美元，较2022财年同期增加9.8%，较疫情前的2019财年同期增加42.3%。从支出结构看，2023财年前10个月，利息支出5613亿美元，较2022财年同期增加37.3%，较疫情前的2019财年同期增加63.4%。由于债务余额“滚雪球”般增长，加上高通胀导致的美国国债收益率高企，未来美国政府的利息支出压力还将增加。同时，非利息支出高达47408亿美元，较2022财年同期增加7.2%，较疫情前的2019财年同期增加40.1%。在美联储货币政策持续收紧的情况下，美国经济表现强劲，积极的财政政策功不可没。在明年大选的压力下，以政府债务压力换取经济增长和选票的策略若不改变，未来美国政府的非利息支出压力很难下降。

美国政府债务治理能力也存在问题。今年5月27日，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在违约日前夕，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上演了“惊险一幕”。近年来，美国债务上限谈判闹剧多次上演，实体经济遭受冲击，最终都以两党妥协收场。债务上限问题凸显了美国政治生态两极分化问题，导致财政自律原则名存实亡，沦为两党斗争的工具，政府信用被不断透支。

本次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后，全球金融市场受到明显冲击，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截至8月21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4.28%，较7月末抬升32个基点。美国财政部近期上调了三季度联邦借款预估值至1.007万亿美元，远高于5月初预估的7330亿美元。借款预估值上调的部分原因是美国财政部计划于9月底保持更高的财政部一般账户（TGA）余额，从三个月前预估的6000亿美元提高到6500亿美元。叠加美国信用评级下调的影响，未来美国国债供给大幅增加可能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保持高位。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和美国经济软着陆预期回升共同推动美元指数上行。美国亚特兰大联储预测，经季节调整后，美国三季度GDP环比增长5.8%，远超市场预期。10年期美国国债与3个月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差收窄，这也显示美国经济明年衰退的概率下降。在此情况下，美元指数由7月末的101.7升至目前的103.3，升幅达1.57%。

美国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上行，对全球风险资产形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8月初以来，全球股市遭遇重挫。全球商品价格也大幅波动，原油与主要有色金属价格出现了一轮明显下跌。

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还对美国银行业产生了不利影响。8月7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美国10家中小银行的信用评级，对6家美国大型银行进行降级审查，并将11家银行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给出的理由是：美国信用评级带来的市场利率抬升，将导致美国银行业负债成本上升、商业地产风险暴露等一系列问题。不过，从目前来看，其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中小银行，对全球银行业的冲击比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