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颖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司法、金融等行业中，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关于规范和加强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面深化智慧法院建设，努力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意见》将提升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实效，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也对银行法律风险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

明确主要应用范围

《意见》明确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主要范围，并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较为完备的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体系。一是提出分两个阶段建成具有规则引领和应用示范效应的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理论体系。二是明确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需要遵循的五项基本原则，即安全合法、公平公正、辅助审判、透明可信、公序良俗。三是从人工智能为司法工作提供全方位智能辅助支持、显著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有效保障廉洁司法、提高司法管理水平、创新服务社会治理等维度，明确了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主要场景。四是强调人工智能建设与应用不得损害国家安全，不得侵犯合法权益，确保国家秘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不受侵害。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需保证无歧视、无偏见，不因技术介入、数据或模型偏差影响审判过程和结果的公正，确保智能化司法服务对各类用户的普适包容和机会均等。五是坚持对审判工作的辅助性定位和用户自主决策权，无论技术发展到何种水平，人工智能都不得代替法官裁判，人工智能辅助结果仅可作为审判工作或审判监督管理的参考，确保司法裁判始终由审判人员作出，裁判职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实践

司法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并非新鲜事物。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推出“智慧法院导航系统”和“类案智能推送系统”，地方法院近年来也纷纷推出人工智能产品，如北京法院的“睿法官”智能研判系统、上海法院的“206”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河北法院的“智审1.0”审判辅助系统，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支持，全面提高了司法效率。

法律问答、信息处理数据化。经某专业机构对比测试，当在法律问答、诉前咨询、电子卷宗生成、庭审语音识别、证据识别等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后，庭审时间平均缩短20-30%，庭审笔录的完整度达100%，且识别转化后的电子书面材料查阅起来更便捷、更有针对性。

文书制作、类案推送自动化。对于大多数简单案件，如小额借贷纠纷，裁判文书自动生成系统可自动识别并提取当事人信息、诉讼请求、案件事实等关键内容，按照相应的模板一键生成简式裁判文书，还能自动纠错，减轻了法官工作量，可显著提高办案质效。案例信息库为法官对相似案件的审判提供参考，有利于避免“类案不同判”和“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防止裁判不公。

案件分析、辅助裁判智能化。在案件分析的初级阶段，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法院实现对案件的繁简分流，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如阿里推出的“AI法官”针对交易纠纷类案件建立了整套审判知识图谱，能够迅速分析案情并在极短时间内向法官给出判案建议。

银行需积极应对新课题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成果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是大势所趋。因此，商业银行应审时度势，积极做好这道司法人工智能的“加法题”，让“人工”和“智能”各归其位、各尽其能，推进新形势下法律风险管理的转型与创新。

注意在质证、庭审过程中积极抗辩。科技向善是一种理念，但不排除通过人工智能系统采集的数据存在侵犯商业银行合法权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客户个人信息的情况。案件处理过程中，商业银行应注意识别通过人工智能获取的数据是否存在上述侵权现象以及数据获取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和伦理。此外，还应注意对人工智能系统中的司法数据采集管理模式、法律语义认知过程、辅助裁判推定逻辑、司法服务互动机制等各环节的审查与评估。一旦发现问题，应积极抗辩。

注重与主审法官的沟通。人工智能是关于数据的技术，它只能对人类输入的已有知识和信息进行模式化的吸收和处理。而司法裁判是关于经验的艺术，法官需要根据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赋予每个案件尤其是疑难复杂案件独特的裁判价值。《意见》也明确了裁判职权始终由审判组织行使，司法责任最终由裁判者承担。因此，对于非简单类型化案件，商业银行仍应加强与法官沟通协调，从法律适用与事实分析角度说服法官，争取最有利的裁量结果。

探索运用多元解纷新路径。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数据分析，基本可以预判类型化案件的审判结果，故对于典型案件，基于数据应用结果，商业银行不必等待法院的裁判，可以主动诉前调解，达到缩短庭审流程，降低诉讼成本，妥善化解矛盾的目标。

警惕人工智能算法“黑箱”问题。“黑箱”的封闭性决策直接与司法公开原则相违背，还可能会触发算法独裁和歧视，有可能招致公众对判决结果的质疑。商业银行对于存疑的人工智能运行结果应要求还原或公开算法过程，进一步复核算法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