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书

解决就业问题是政府抓好民生保障，推进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环。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设定为“1200万人以上”，稳就业力度加码。一线城市岗位众多，行业及先进产业集中，薪酬水平较其他地区具有优势，加之丰富的医疗文教资源，成为众多年轻求职者的首选项。

相比之下，从二三线城市到县域乡镇，优质就业机会大多集中在传统的“师医公”。科技、金融、互联网等行业头部企业的稀缺，以及“小地方”的人情社会，都令年轻求职者担心难以实现与自身能力相配适的资源反馈。此类问题在一线城市也或多或少存在，但其更为丰富的资源能让职场人拥有更广阔的喘息空间。

经年累月耽于一线城市瑰丽魅影的年轻求职者，也在向一线城市的就业生存环境施加着微妙作用。用心探究，不难发现“就业城市”这一选择在年轻人心中悄然改变的草蛇灰线。

其实，压力与机会并存的一线城市并非就业的“唯一解”。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现阶段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人。源源不断涌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带来巨大的“同辈压力”。金融与互联网作为一线城市的热门行业，处在不断变革中。金融规则、体制趋于完善，监管执行日益强化。互联网产业也从快而无矩的增量时代步入合规有序的存量时代。这些行业无论是运行难度还是收入水平，都已和几年前相去甚远。其他行业企业也在寻求降本增效的经营模式，陷入内卷纷争。此外，一线城市房价整体水平居高不下，令求职者感叹，毕业后的梦想从为房东打工起航。据某项对求职意愿的调查，杭州、武汉、成都、重庆等城市成为人才异地求职奔赴的高地，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大。其中，有42.4%的“00后”求职者把简历投向了上述城市。

相较于一线城市在长久繁华中沸腾至饱和，非一线城市则在新业态、新工种中孕育着新的就业生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从传统发展模式向就业容量大、薪资水平高、灵活性和兼容性强的新模式快速转变，第三产业成为就业最大的“容纳器”。2022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较10年前上升11.1个百分点，超过47%。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催生出新职业。2022年，人社部对外发布新修订的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与2015年版大典相比，新版大典净增了158个新职业，涵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多个领域。

新业态带来产业分布的转变。随着技术成熟与规模化应用，移动通信、高端制造、新能源等行业不再像发展初期那样为争获影响力与资源将整体布局扎堆一线城市，逐步向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这种产业链重新布局无疑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需求相契合，并给非一线城市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与机会。例如，华为在全国各地建设研发中心，其选址更接近各高校人才集中地而非地价与生活成本高昂的一线城市；2022年，比亚迪汽车产业园项目落户陕西扶风县，以月薪5000元至9000元招工2万人，为扶风县人民带来大量就业机会。

从个体角度看，激烈竞争环境下，年轻人开始更加现实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所谓“躺平”不过是个体在压力环境下的自嘲。背负着家庭期望的年轻人被社会传统价值观裹挟着，涌向一线城市，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碎片化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信息传播，让他们尝试打破外加的桎梏，探究内心的追求。

非一线城市生活单调乏味的刻板印象逐渐被网络与新媒体打破。社会整体的强劲发展给二三线城市直至县域带来物质繁荣与更多的娱乐消遣。互联网经济的便利与新媒体受众的下沉，让往日没有宣发渠道的民众可以分享自己的生活，展露一线城市外的丰富多彩。看到同龄人在其他地方活出的精彩，在一线城市漂泊的年轻人自然会发现曾经担忧的枯燥僵化生活，其实别具魅力。有调查显示，与职场“前浪”相比，“00后”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的择业偏好，不再执着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更加注重生活与工作的平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盘活非一线城市就业，社会各方仍要下很多功夫。政府要加大技能培训支持力度，根据地方建设发展需求，推动培训机构及企业开展重点行业、急缺工种的技能培训。同时，要打破信息壁垒，一方面对本地区有人员需求的各行业各领域的企业做好摸底排查，另一方面对辖区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生群体积极开展岗位推送与政策告知，建立送工上岗联动机制。求职者也要改变就近就业定式，调整预期。可选择“三支一扶”等基层服务项目或者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要强化就业意识，不断学习，增长技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要增强忧患意识，锻炼抗压受挫能力，更好地拥抱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