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2019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5月26日在贵阳开幕，习近平主席向会议致贺信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大数据产业发展，愿同各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通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共同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

据了解，《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曾对数字经济给出定义，即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据有关机构测算，截至去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万亿元，占GDP的三分之一强。

当前时代背景下，构建和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必须充分挖掘供给侧各要素的潜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通过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仅能对传统企业进行信息化深度改造，提高其生产率，同时也能激发广大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和动力，进而从根本上实现信息技术从助力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转变。

金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数字经济企业的成长过程中都伴随着多轮融资，但往往是企业在最缺乏资金的早期阶段和成长阶段融资困难。当前，应继续完善多层级金融市场，特别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使数字经济企业能够获得有效融资。不但应增加创业板、新三板公司数量，优化金融市场结构，而且还应建立适应数字经济企业发展实际的资本市场融资层级。比如，可以参考美国JOBS法案，创新推出新型网上小额融资交易中介机构，支持中小规模数字经济企业发展。

传统金融偏重市场主体的物质资本，而不看重人力资本的价值。这容易导致企业控制权配置向物质资本提供者靠拢，企业在多轮融资之后，创始人容易失去控制权。而在数字经济业态中，最突出的价值其实是人的价值，创始人、管理层或核心员工对于公司的价值往往远大于单纯的物质资本提供者。美国硅谷之所以能够云集众多全球顶级科技企业，就在于附近的斯坦福大学等科研机构的教师、学生和科研工作者带着最新科研成果持续投入到成果转化的创业活动中。在这些创业企业中，创始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应为数字经济企业创建更加重视人的要素和数据要素的金融获得机制，将人的要素和数据要素予以量化。比如财务报表对数字经济企业资产总额、净额的评价不宜只反映物质要素，而应探索对于人的要素和数据要素的合理评估机制，通过量化将之体现在会计、资本制度等方面，使企业更容易达到上市融资、私募筹资或银行贷款的标准。

应为数字经济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数字经济兴起迅速、发展快，资金需求量大，相伴而来的是更高的风险，而且其风险形态也与传统经济不同。对此，应转变监管理念，把握好监管介入时机。对数字经济进行风险管理往往面临发展与规范的平衡难题，即监管介入太早，会妨碍数字经济成长；介入太晚，又容易因反应迟滞引发市场风险。可以探索包容性监管，将境外的“监管沙箱”思维和国内以往的试点实践结合起来，为数字经济产品和服务的发展提供一个“安全港”，以便试错完善。应合理设定数字经济活动的准入门槛和行为标准。例如，智能投顾作为数字经济与金融结合的新兴产物，本质仍是投资顾问，但以数字科技为依托使其服务半径扩大，运算和决策能力空前提升，应根据实际确定其行为标准。信息披露制度也应与时俱进。数字经济企业本身包含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应用，对其信息披露的要求应更加科学和严格，从而全方位、多角度地提升其信息披露质量，为实现有效的风险管理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