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金融仍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主要瓶颈。今年以来，政府相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先后出台多项重要政令，希望能够将金融“活水”更多引入“三农”领域。那么，“三农”融资难、融资贵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其深层次原因何在？破解之道又在何处？对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曙光。
　　记者：在前期人民银行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到，“融资难、融资贵”的成因非常复杂。那么，具体到“三农”金融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成因可以归结为哪些因素？
　　王曙光：农村金融领域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属于“老大难”问题，其成因可从供方和需方两个角度分析：
　　从供方来看，传统的农村金融运作模式和风险评估方法已不能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力度不够，风险控制能力和信用评估机制有待进一步提高，这是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需求方来讲，我国的农村领域存在典型的需求型金融意志。过去我们总是把矛头对准供给方，却对需求方存在的农民居住分散、农业经营风险较大、农业投资周期较长等特点欠考虑，而这些特点造成的融资难题不易解决。此外，存在于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也从客观上制约了农民的金融需求。
　　还需指出的是，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也面临着信用不足的难题，这种信用不足主要体现在信用记录不完善，加之当前农民流动性以及农业企业的风险在加大，使得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难度加大。
　　记者：在破解相关难题方面，商业银行应扮演何种角色？
　　王曙光：银行应主动加强相关模式、产品的创新力度，特别是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提供的便利，通过加强信息收集、加强信用管理等方式，来破解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同时，随着当前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土地流转和土地资本化的速度都在加快，银行应顺应这种改革趋势，主动在担保产品方面加强创新。
　　记者：今年以来，政府各个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目标均指向缓解“三农”领域的融资难题。您如何看待这些政策在实践中的具体效果？对于破解之道，有哪些建议？
　　王曙光：最近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缓解融资难题的政策，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也在不断深入，这些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我认为，还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突破：第一，进一步鼓励更多的资本投向农村金融领域，特别是投向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第二，加大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经营和改组；第三，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现有农金机构的激励和约束，给予财政、税收、设立分支机构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于在农村领域存贷比较低的银行应加大约束和惩罚措施，促进农村地区融资规模的加大；第四，政府应该进一步给农村资产“松绑”，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力度，解决金融机构向农村放贷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