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快老区发展，特别是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金融扶贫已经成为助推当地人民脱贫致富、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而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服务模式，合理控制风险，实现金融扶贫的可持续性和效益最大化，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带着相关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霍学喜。
　　记者：感谢霍院长接受报纸专访，请问您如何看待现有金融扶贫的模式及所取得的成效？金融扶贫还需要哪些值得完善的地方？
　　霍学喜：回顾著名的尤努斯模式，虽然有评价认为其并不成功，但是还在开展。我们国家扶贫方面，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国有金融机构介入的程度很深，但是在真正的生产领域，即农户和贫困户层次，目前来看，相关层面推动农户内生发展的政策还是很少。解决农户发展问题，我认为需要从农户和金融机构两个方面考虑：农户层面，基本途径要依托农户的自律组织，比如合作组织，以此解决小规模、低成本以及银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否则易导致道德风险。银行层面，需要来自中央和地方财政为主的公用政策对商业银行的支持。我建议，政府扶贫资金要切出一大块来支持商业银行开展金融扶贫，为商业银行化解风险买单。商业银行在贫困地区进行商业性贷款的同时，必须考虑能从中央财政和中央政府，地方财政和地方政府得到什么样的支持，这些支持措施能化解哪些可能产生的风险。否则，商业银行产品创新在没有政策支持下容易产生系统性风险，唯有将农户内部组织和享有一定政策支持的金融机构贷款相结合，方能更好地推进扶贫，这也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模式。
　　我注意到，农业银行在推进双联惠农贷款，并且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此我想强调两方面内容，即财政政策的高强度和稳定性。我在一些地方做过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存在不稳定的情况，导致地方金融机构不敢放手开展扶贫。所谓高强度和稳定性，就要把政策法制化，不能因为财政紧张就改变政策，毕竟银行给农户贷款，在回收上会有一些滞后性，政策改变容易给金融机构风险处置造成难度。所谓高强度，就是财政对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需要加强。如果政策性金融的政策稳定性和政策强度解决不了，那么金融扶贫就无法进一步的推开。
　　记者：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金融机构对老区支持正在由“输血”向“造血”转变。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机构是否也应当做出相应调整？
　　霍学喜：对金融机构来说，最重要的是针对老区的特色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客户群，分别创新信贷产品。我在四川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金融机构产品政策性不强，举个例子，养猪的贫困户和种粮食的贫困户、种烤烟的贫困户风险规律是完全不同的，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地方。而与这些不同类型贫困户有关联的涉农企业，其风险又是和这些贫困户捆绑在一起的。贫困地区风险规律和非贫困地区同样农户的风险规律不一样，这也导致贫困地区龙头企业、非龙头企业和其他地方的风险规律不一样。银行一定要有针对性创新产品，不能搞“大一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