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中央、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关怀下，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国小额信贷、草根金融事业近年来不断进步、成绩显著，在机构、产品、监管、配套政策及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首先，草根金融机构蓬勃发展。近年来，以小贷公司、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草根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6月末，全国小贷公司达到3366家，比2009年年底时增加752家，呈现“井喷”态势；村镇银行达到536家。

其次，各类金融机构小额信贷业务快速增长。截至2011年4月底，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达到2536.97亿元。到2010年末，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银行业金融机构86.7%的资金投向“三农”和小企业，累计发放小企业贷款3.1万笔、贷款余额313.8亿元；农户贷款累计23.7万笔、贷款余额207.4亿元。截至2010年底，我国各类NGO小额信贷组织的贷款余额近10亿元人民币。此外，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邮储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纷纷通过向城商行批发供资、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中心”等多种模式发展小额信贷业务。

第三，草根金融分层监管体系有所突破。在中央层面银监会主导下的金融审慎监管框架逐步完善基础上，地方层面的省级金融办逐渐成为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等非持牌地方金融类机构日常监管的主力军。北京市金融办于2009年升格为“金融工作局”，更是拉开了省级金融办行政级别提升、职权范围扩大的帷幕。

最后，小额信贷、草根金融发展所需的政策配套和金融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今年7月4日工信部等四部委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在历史上首次独立出“微型企业”的范畴及标准，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小额信贷、草根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央行征信体系进一步完善，推动了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农村支付服务环境不断改善。

在我国小额信贷、草根金融取得较快发展的同时还须看到，困扰小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性农户等草根经济体的“融资难”痼疾并未消除，尤其近年来，在国内外因素叠加下，小额信贷、草根金融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应当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因素带来的影响：

首先，在国际上，2010年10月以来印度、孟加拉等国先后爆发“小贷危机”，被誉为小贷鼻祖的尤努斯于今年5月被迫辞去格莱珉银行董事总经理一职，被视为全球小额信贷事业发展暂时性受挫的标志性事件；此外，2010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频发，一方面使我国出口类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短期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加剧，另一方面当事各国或地区用于“反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与我国用于“反通胀”的紧缩货币政策形成“对流”，加剧了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央行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小微型企业及农户为代表的草根经济体则处于近年来罕见的融资困境。

其次，央行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持续紧缩银根以抑制通胀，全社会融资成本普遍提高，加之股市低迷、楼市降温及实体经济收益率相对较低，社会游资、企业积累的发展资金、上市公司委托贷款甚至国外热钱纷纷相机而动，通过信托公司、投资公司、担保公司、财务公司、典当行等正规机构乃至标会、“日日会”等非正规民间组织，将触角伸向监管薄弱的民间金融领域，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各界对小额信贷事业发展的高度关注与若干疑虑。

结合上述背景，今后，应该进一步稳健发展，建设草根金融体系。

首先，共克时艰，推动小额信贷、草根金融稳健发展。10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国九条”，显示出中央政府对当前草根经济体面临融资和发展困境的高度重视。小贷公司、NGO为代表的基层小额信贷从业者、投资者们一方面要加强自律、谨慎从业，坚决不得逾越“不吸收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高压线，坚决抵制各类金融违规违法行为，廓清自身与民间非正规金融的区别，坚持合法经营、规范运作，扩大正面效用，消除负面印象，将好事做好；另一方面，应致力于产品种类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积极扩大融资能力，更好地满足小额信贷客户的融资需求。同时，还须调动社会力量加强对小额信贷的正面宣传，以正视听，并积极为各类小贷机构提供IT系统、支付结算、培训咨询、征信服务等配套支持。

其次，治本为上，建设中国草根金融体系。小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性农户等草根经济体融资问题是牵涉面很广的系统性问题、世界性难题，仅靠一些浅层、单项的措施难以奏效。综合国际经验及国内实践，草根经济体融资难的根本症结在于草根金融服务体系的缺失，应该针对金融机构设置、金融产品创新及金融监管优化三个方面，遵循“三分两化”的原则和理念，即“金融机构分大小、金融产品分类型、金融监管分层次，机构发展专业化，配套支持社会化”，着眼于“体制和制度性建设”，谋划和构建中国的“草根金融体系”，彻底改善中国金融结构失衡的局面，从而推动形成覆盖广泛、品种多样、服务便捷、安全稳定的中国特色多层次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