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末期以来，巴塞尔协议所确定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得到了全球主要监管当局的认同，并逐渐成为了全球通行的银行业监管标准。当然，就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来说，巴塞尔协议还远非完美。新世纪之后所发生的金融危机，从不同的角度暴露出了巴塞尔协议所固有的缺陷。也正因如此，2004和2010年，巴塞尔协议进行了两次比较大的修正和扩充，形成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具有承接性，巴塞尔协议Ⅲ基本代表了全球银行监管的最新理念和发展方向。
　　作为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中国银监会自成立以来，也一直积极推动巴塞尔协议在中国的实施。2006年，中国银监会开始了巴塞尔协议Ⅱ的实施准备，并挑选了6家试点银行。而在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最终定稿后，中国银监会又开始着手落实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工作，并于2011年5月出台了有关的指导意见，确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标准以及相关进程。总体上来看，由于巴塞尔协议Ⅲ和巴塞尔协议Ⅱ之间在内容上具有承接性，因此，我国银行业并未完成巴塞尔协议Ⅱ的事实，并不妨碍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巴塞尔协议Ⅲ已基本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标准，也是本文所重点关注“新资本协议”。
　　对于国内大型银行而言，对实施巴塞尔协议并不陌生：一方面，从2006年以来，国内有6家大型银行被确定为试点机构，开展巴塞尔协议Ⅱ的各项实施工作，在相关的理念和基础设施方面，已有很好的储备。而另一方面，对于大型银行而言，国际化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因此，积极达到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也是其进入国际市场必不可少的要求。不过，对于其他众多的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银行业机构来说，有没有条件和有没有必要实施新资本协议，还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关于必要性的问题。在一些人看来，巴塞尔协议诞生的最初背景，是为国际银行竞争确定一个相对公平、统一的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巴塞尔协议所约束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国际活跃银行”。而事实也是如此，直到今天，巴塞尔协议文本中所提及的银行以及对银行业务所进行的各种规定，也都主要涉及国际活跃银行，对小银行并没有硬性的规定。小银行业务简单，且规模较小，其所能产生的风险和影响有限，对其执行过于严格的监管标准，不但没有太大意义，反而还可能对其业务发展造成一定不利影响。比如，小银行的客户大多是中小企业或农户，过于严格的监管标准，可能会恶化客户的资金获得状况。
　　其次是可能性问题。巴塞尔协议是基于风险的监管框架，其基础是要银行对其自身的风险能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据此保有足够的资本。而风险计量不仅需要银行有较为规范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还需要银行有足够多的数据和人力资源储备。这些基础条件，连国内一些大银行都尚不完备，农村银行机构的差距就更大了，短期内可能难以具备准确计量风险的能力。
　　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农村银行机构实施新资本协议还是具有积极的意义。
　　其一，有利于持续改善公司治理。目前，农村银行机构公司治理架构、董事会职责以及薪酬制度持续改善的动力不足，管控水平和经营管理透明度不高，资本约束意识、风险管理意识和品牌意识不强。而实施新资本协议，有利于明晰各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和工作权限，健全运行机制，建立科学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战略建设与内控管理，推进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的转变，使农村银行机构真正成为职责边界清晰、制衡协调有序、决策民主科学、运行规范高效、信息及时透明的现代金融企业。
　　其次，有利于实施精细化管理。实施新资本协议，有助于农村银行机构引进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在客户选择、资源配置和风险限额确定等方面实施前瞻性、指导性的经济资本管理；在风险定价和内部考核中运用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和经济增加值（EVA），实现经营管理水平质的飞跃。
　　其三，有利于加强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实施新资本协议，有利于农村银行机构改进风险计量技术、健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优化风险管理流程，实现农村银行机构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从长期来看，这些工作将为新资本协议的正式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说，实施新资本协议对农村银行机构有着积极的意义，特别是从长期来看，由新资本协议实施所带来的管理理念变革，将为农村银行机构的健康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不过，需要指出一点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农村银行机构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农村银行机构之间不仅在规模、业绩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经营理念上面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建议监管部门在规划实施新资本协议过程中，可以对农村银行机构实施分类指导，在进程和实施内容上进行区分。避免新协议的实施给银行的业务带来过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