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彦

近日，财政部长刘昆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文，提出“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担负的职责、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十分重大”。可见，我国政府正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我国自2003年起就出现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业的产能过剩，之后尽管政府出台众多去产能措施，但由于去产能政策更倾向对低于特定规模的中小企业进行关停，这导致部分达不到特定规模的企业通过产能扩张或并购达到生存标准，最终结果并没有减少产能。

直到2015年，中央政府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使得这些行业的产能得到有效压缩，产品价格得以回升。但我国特定行业过剩产能之所以长期存在，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增长的新常态，国内市场需求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市场需求不振。但除市场需求减少外，深层次原因在于这些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国有企业占比较高，它们出于稳增长、稳就业等客观需要而无法主动压缩过剩产能。

尽管这些企业业绩不佳，但由于有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金融机构仍通过各种渠道，甚至通过表外业务，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实现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的需要对一些产能过剩企业进行财政补贴，使得过剩产能的去除变得错综复杂。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公共预算支出约22万亿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2.71万亿元，占比12.2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57万亿元，占比7.11%，两项合计占比为20%。而同期美国医保支出占比16%，社会保障支出15.7%，健康支出占比9.9%，收入保障占比8.3%，四项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合计占比约40%，金额约2.64万亿美元。

正是由于美国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使企业市场化方式裁员不会引发社会问题。未来我国可以加大财政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占比，使失业人员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减轻企业裁员的社会压力及影响，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产能以市场出清方式得以去除。

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GDP支出法构成中，消费占比从63%降至54%，下降9个百分点，均值为53%。与此同时，投资占比从34%上升至44%，上升10个百分点，均值为43%。以上数据表明，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大于投资。但是我国依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投资占GDP比例过高会导致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并且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加大。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例约为40%，这意味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也在这个水平。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我国税收构成中流转税占比过高，高达69%，而所得税占比过低，仅为31%。这导致表面上居民所得税占比不足10%，90%的税收由企业交纳，居民税负轻、企业税负重的表面现象。而事实是，以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契税、车辆购置税、土地增值税等为主的流转税，在企业纳税之后会通过产品或服务价格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居民真实承担的税负远高于个人所得税占比水平。

要减轻居民的税负，除积极落实已经公布的减轻个税和降低增值税税率措施外，应逐步降低流转税占比，使居民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契税等支出在个人所得税缴纳时按一定比例予以抵扣，从而避免对个人收入重复征税，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推动我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

目前我国正面临最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要应对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实施强化市场力量的积极财政政策将是不二之选。

作者系金融学研究员，供职于中国民生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