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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扩内需、促销售、靠什么?
发布时间: 2011-01-28 访问: 字体:
  编者按:
  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促消费政策的支撑下,去年我国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受政策效应递减影响,实际增速比上年回落2.1个百分点。岁末年初,多项消费补贴政策到期,让“十二五”开局之年的消费增长更感压力。在“抑通胀、保增长”的背景下,如何驾驭好消费这驾马车则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我们特策划了本期专刊以期能够为读者把脉新的促消费政策思路。
  
  
   如何驾驭消费这驾“马车”

   2011年扩消费动力探究及政策思考

   马永波

  刚刚过去的2010年,我国以10.3%的GDP增速宣告彻底走出本轮金融危机,同时也宣告以4万亿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危机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已结束;新的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消费需求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然而,要扩大消费需求并不容易。首先,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比如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8%,低于GDP增速2.5个百分点;其次,持续上涨的房价大幅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在政策持续高压之下,2010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12个月中出现了11个月的环比上涨,高昂的房价让一部分国民变成了“永远不可能买得起房的人”,还让一部分国民变成了“永远无法抬头的房奴”;最后,食品价格、汽油价格、医疗费用、教育费用等生活成本的增加大大削弱了居民的购买力。简言之,成本推动型的高物价已经让老百姓生活倍感压力,更不用说改善生活式的扩大消费。那么,今年政府应该如何驾驭消费这驾“马车”呢?
  
  消费具备持续增长基础
  
  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消费结构面临升级。国内外研究表明,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食品和衣着类等传统型消费的比重逐步下降,而居住类、交通通讯类、文教、娱乐用品、医疗保健类、旅游等升级消费比重不断上升。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所以我国居民对于汽车、电子产品、现代服务业以及金银珠宝类商品的需求不断增长。
  我国的人口增长结构也有利于消费的长久发展。国内外研究表明,20-35岁为人口投资高峰期,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40岁以上人口进入消费阶段。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关数据测算,当时我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2.48岁,预计近十年人均年龄将进一步上升,消费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将会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将进入探底待回升阶段。
  
  增加居民收入是硬道理
  
  首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是由于GDP的构成中包括消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GDP增长对于稳定就业及收入预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既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也是扩大消费的保障。
  其次,要稳步扩大就业。不仅包括新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城市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还包括有就业意愿的广大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进程,增加就业和创业机会。
  再次,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方面,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第一次分配中,1993-2007年,我国居民的劳动者报酬由49.49%降至39.74%,降幅9.75个百分点,劳动者收入比例不升反降;另一方面,我国的收入差距偏大。据世界银行测算,欧洲和日本基尼系数大多在0.24至0.35之间,而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如何通过增加居民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破解“国富民穷”的难题,又如何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调节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难点和核心,也是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触及多方利益及制度安排,这一系统性改革只能是个渐进的过程。
  最后,着力提高城乡居民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边际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因此,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2010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5919元,而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21033元,差距达2.5倍。由于农民是构成我国国民的主体,因此提高农民收入和扩大农民消费需求对扩大全国性消费需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未来还将持续通过扩大农业和农村投资,比如加强农村水利建设和加大农村电网改造,稳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种粮补贴,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拉动农村消费需求,尤其是那些在城市保有率已经较高的消费品的需求。
  
  多重保障让老百姓敢于花钱
  
  完善社保体制,稳步提高保障水平。要加大就业保障力度,提高失业救济的覆盖范围,提高失业救济金标准,提高对失业人员的救助力度,对其进行必要的就业培训;要加大医疗保障力度,扩大医保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对医保的投入力度;要加强教育保障改革,避免学费的持续过快上涨,加大公立学校的覆盖范围。上述改革成本巨大,既需要由国家和地方公共财政主要承担,也需要国家通过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和机制引导来推动。
  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力度,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目前我国教育、医疗、社保、就业这四大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已降至30%以下,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四大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百分比会达到50%,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民生投入严重不足。因此需要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保障房建设,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让老百姓感觉十分有依靠,敢于花钱。
  
  政策措施鼓励老百姓乐于花钱
  
  2009-2010年以来,为了拉动经济增长,除了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计划之外,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措施,具体包括:1.6升及以下排量购置税优惠、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惠民工程补贴等等,也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比如,2009年、2010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双双超过1300万辆和1800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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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超过30%,不论是绝对额还是增速均稳居全球第一。
  预计近两年的绝大部分鼓励消费的措施仍将延续。虽然2011年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已经取消,但是其他措施仍能综合抵补部分负面影响。此外,新的鼓励消费的措施也可能出台,具体包括,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等等。
  总体上,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人口结构的调整、收入分配制度的推进以及社保体系的提升,“消费”这驾马车有明显加速启动的迹象,消费的中长期稳定增长也是大概率事件。仅仅从2011年来看,得益于政策的大力拉动,汽车类和房地产类消费增速虽下滑但仍能保持稳定增长,预计全年实际消费增速较2010年持平或微幅提高。若按实际增速为15.5%-16.5%测算,消费对2011年GDP的贡献度或进一步提升至4.6-4.8个百分点,这可能使得2011年成为近十年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首超投资的一年。
  
  
   希冀消费方式由“被动”变“主动”

   李莉

  长期以来,虽然我国消费总体规模持续增长,但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一直未曾解决,我国最终消费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部分发展中国家水平。
  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投资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目前,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仍在持续,全球“东亚生产——欧美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而且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留下了产能过剩等一系列后遗症,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严格控制新项目,今年投资增速也将放缓。因此,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决定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迫在眉睫。
  “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拉动力,重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2011年消费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如何变被动消费为主动消费将成为扩大消费的关键。笔者认为,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增加消费热点是变被动消费为主动消费的关键因素。
  那么如何提升消费能力呢?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提高实际收入水平。一方面通过减免税收提高居民实际收入。实际上,自2000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速不但赶不上GDP增速,更赶不上财政收入增速,这种结构导致“国富民穷”的局面进一步加剧。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尽管美国仍面临着巨额的财政赤字,但仍然在去年底通过了总额为858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这将会显著提振国内消费。另一方面是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很低,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发达国家为77.3%,全球为50.3%),所以我国城镇化水平提升的空间很大,而且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为63.7%,低于城镇居民71.4%的平均消费倾向,因此,通过提高城镇化率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二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重点健全我国的体制建设。2009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已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因此,调整居民收入差距迫在眉睫。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首先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所得,改变垄断经营、分配秩序混乱对初次分配造成的扭曲,并重点克服行业间、地区间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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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的现象,建立居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健全企业工资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特别是提高农民工的收入和城市“三条”保障线水平(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农村贫困线和最低工资水平)。
  又该如何增强消费意愿呢?从理论上讲,居民消费意愿的强弱同储蓄动机和投资意愿高度相关,投资意愿增强虽然会减少当期消费,但对未来消费的影响还要看“财富效应”是正还是负,方向并不确定,而储蓄动机明显与消费意愿负相关。因此,降低储蓄动机和居民支出预期才能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具体措施包括两方面:
  一是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如果居民需要更多的储蓄用于养老防病、购房和教育支出,则消费意愿必然趋弱。因此,要想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否则具备消费能力的居民也未必愿意消费。
  二是改善消费条件。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例如,农村居民之所以不购买家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力、水力的供应存在问题。从更宏观的角度讲,对国民经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宏观消费条件的预期也将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只有对这些消费条件形成良好预期,普通居民才能放心地去消费。
  扩大居民消费水平的另一有效途径是增加新的消费热点。近两年提出的家电、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等鼓励消费的政策,对于扩大农村地区的消费有较强的拉动效用。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消费热点,进而扩大居民消费水平。“十二五”期间,旅游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或将成为我国新型消费业态。
  笔者认为,提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是变被动消费为主动消费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必经之路,而增加消费热点是扩大消费的必要辅助措施,是消费升级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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