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8月1日，重庆大坪农贸市场的肉食品经营户陈刚没有像往常一样出摊，因为他有着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清晨6点一过，陈刚就出了家门，赶到渝中区公安分局设在解放碑派出所的“农转城”集中受理点。
　　从2004年起，他为解决自己和家人的户口问题已经来过这里好多次了，但都因自己的学历和女儿年龄问题被拒绝。当天上午10点刚过，陈刚和他的女儿、儿子的户口类别从“农村居民家庭户口”变成了“城镇居民家庭户口”。陈刚成了全市户籍制度改革启动后第一个转户进城的农民工。“我终于成为城里人了”，这是陈刚拿到户口本的第一句话，这也是重庆户改以来，万万千千跳出“农门”进“城门”的农民心声。
　　
　　进城大门敞开
　　
　　与陈刚拿到城里户口的“痛快劲儿”相比，重庆户改则是一个充满等待的过程。重庆号称是“农村直辖市”，1997年直辖时，市城镇人口不到两成，10年后，这个比率上升至三成。但在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户籍制度改革办副主任杨庆育的眼中，这个速度实在太慢了，“这说明重庆城乡二元构架并未实现本质性的转变，它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必须尽快加以改革和破解。”2007年，重庆成为全国城乡统筹配套改革试验区，改革重点之一就是加快推进户籍配套制度改革，让更多农村人口转为城市居民。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重庆户籍改革工作早在今年1月6日就已上路，开始相关数据采集，制定《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以及建立土地、住房、社保、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配套机制；今年7月12日，重庆市政府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7月28日，重庆召开全市户籍改革工作会议，正式启动户改。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上文说到的陈刚是重庆市合川区龙市镇龙头村三社人，1986年高中毕业后到重庆市主城区打工，现在农贸市场经营鲜肉生意，为了这个城里户口，今年45岁的他等了24年。从1986年进城打工至今，陈刚已经适应了城里的生活，并在城里买了商品房，早就算是半个城里人了，他一直合计着把全家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来，可因为他们家不符合农转城条件，迟迟没有转成。“女儿找工作，几次都因为是农村户口而被拒；儿子在城里读书，也因户口不在本地须交上万元的择校费；我和妻子因为是农村户口无法享受城市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而今按照重庆户改政策，困扰陈刚多年的问题似乎容易了许多。
　　记者从重庆市户籍改革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处获悉，根据规划，重庆户改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进行——从2010年至2011年，将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登记为城镇居民，解决户籍历史遗留问题，新增城镇居民338万人；从2012年到2020年，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等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力争每年转移80万到90万人，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全市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
　　对于上述几个阶段大手笔的“农转城”计划，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公开对媒体表示，“届时，重庆主城区集聚城镇居民1000万人，区县城集聚城镇居民600万人，小城镇集聚城镇居民300万人。”
　　
　　选择留守有理
　　
　　然而，并不是每一位重庆农民都像陈刚一样渴望“进城”。客观上，转户并非人人皆可，要想进入主城，仍存在一定门槛，申请人必须符合下列任意一个条件：例如，在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或购买成套商品住房，投资兴办实业，3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而进入31个区县城市，也有一定限制：务工经商3年以上，3年累计纳税5万元或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
　　但新型农民李思扬并不是因为条件不够而不愿意进城，他有着另一套小算盘。李思扬告诉记者：“我们家倒不稀罕‘农转非’，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也就不那么向往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城里人的日子了。”实际上，农村这些年的确变化不小，农业税取消，种地补贴增加，粮食价格一涨再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在逐步实现。但这也并不是李思扬不愿“进城”的全部理由——因农民身份而握有的土地资源，将有巨大的价值空间。李思扬的家位于城乡结合处，他认为自己的耕地和宅基地一旦遇上拆迁或者征地，便会转化为大笔的补偿款。只要户口在农村一天，得到这笔“巨款”的可能就存在一天。
　　对此，重庆市户籍改革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理解，“重庆市是实行自愿退出，不愿意的话不强迫，确实有一部分农民不愿意转户，特别是近郊区的农民和在城市规划区的农民工，他们有这个顾虑。比如他们感觉到未来3年或者几年，他们的这个地将被作为建设用地，如果作为建设用地，他们要考虑到建设用地的征地补偿标准等。”
　　记者对此请来业内人士进行解读，答案是：按照重庆户改规定，农民办理农转城后，在3年过渡期内保留原有的承包地、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对继续保留土地权益，自己不能耕种的，当地政府要求土地不能撂荒，可以将承包地交由土地专业合作社经营，按协议取得收益；也可以转包给专业经营大户，获得租金收入。换句话说，李思扬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只是，对于3年之后的改革方向，李思扬为代表的新农民希望“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
　　而政府方面的声音应该可以给李思扬一颗定心丸，黄奇帆市长表示，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后，农村人口将由2000万变成1000万，土地也主要由这1000万人来经营，相应的土地收益也会跟着提高，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也将不断提高。
　　
　　金融双向跟进
　　
　　户改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变革，其运作成本自然不可小觑。重庆市政府经过测算，仅今明两年集中转户的300多万人，总的资金需求就高达2010亿元。其中为取得居民身份穿上“5件衣服”，包括就业、交纳养老保险、住房、医疗、教育等所需资金1241亿元，脱去原来农民身份的“3件衣服”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农户退出补偿、农村承包地退出补助所需资金769亿元。户改是一项政府作为主导的工程，但并非由政府承担无限责任，而是通过行使公共权力有效引导，借助市场力量撬动社会各方面分担改革成本，自然少不了金融机构的作为。
　　农行重庆分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将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及信贷规模，利用网点服务延伸覆盖全市所有区县的优势，支持此次户改工作。通过惠农卡代付农民补偿款，有效开展支付管理，保护农民利益。”记者了解到，农行重庆分行为户改积极行动，举措良多：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农村土地整治金融合作协议，意向性授信30亿元；与重庆市政府共同搭建农村土地整治信用平台。
　　对于刚刚进城的农民工，农行重庆分行还适时开发了“农民工进城创业贷款”，对其进行创业支持。其他金融机构也对此深表赞同，交行重庆分行陈女士直言：“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结合农民转户进城设计研制适合其使用的金融产品，并对商品房购买给予相应信贷支持，保证户改顺利进行。”
　　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后，农村人口将由2000万变成1000万，人均耕地和产出相应翻番，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将大幅提高。因而，对于留下的农民，同样需要金融机构给予关注。记者就此致电重庆市合川区政府办，工作人员小何认为，“提高留下的农民收入，就要通过不断培训提升农民素质，提高农业机械化率，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后，可使农民收入有较大提高。”
　　不“进城”的吴大权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开县竹溪镇竹溪村租赁土地建起了无公害蔬菜基地，当上地道的农民。农行重庆开县支行为其提供了土地经营权质押贷款，他利用这20万元贷款周转，把种植规模从70亩扩大到200亩。他的蔬菜基地还吸收了20多名常年固定农民工，加上大量的季节工，仅工资一项，每年就要支付给农民30多万元。吴大权对记者说：“我要让周围的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正是通过这种集约化经营提高规模效益，使得留守农民的收入也能大幅度提高。
　　大规模城市化趋势必然伴随着大量农民减少，可以看到，户改不仅要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还要分别解决进城与不进城农民的发展问题；不仅需要积极的城市户籍政策改革，还需要金融改革与创新结伴而行。户改、金融改革多位一体，互相支持，届时，农业、农村、农民必将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